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系列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的典型案例。

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確保人民群眾在用餐過程中的安全。

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而保障食品安全則是關系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事務，也是直接影響國家經濟和民生發展的大事。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食品安全問題，提出了“四個最嚴”的要求，以確保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專門頒布司法解釋，規定購買者如果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而生產者、銷售者卻以購買者明知食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話，人民法院將不予支持。這一裁判規則對于貫徹“四個最嚴”要求、打擊食品領域違法行為、維護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新情況和新問題：一方面，一些購買者為了維權，大量購買、連續購買食品，并提出高額索賠甚至以維權名義敲詐勒索，擾亂了市場秩序，損害了生產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司法實踐中對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理解和適用并不一致，導致類似案件的裁判出現了不一致的情況，未能充分發揮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作用，影響了對生產和銷售偽劣產品的制裁效果，不利于促進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此次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典型案例，旨在統一裁判規則，引導生產經營者合法生產經營、消費者理性維權，保護食品安全，為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共有四則典型案例發布，主要是為了明確和統一兩方面的裁判規則。

首先，我們需要支持消費者在維護權益方面采取行動。

人民法院一直堅持依法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在食品安全方面。這次公布的典型案例都在法律框架下支持了消費者提出的懲罰性賠償訴求，延續了最高人民法院一貫的司法政策。這一決定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

首先，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盡管我國的食品市場秩序和法治環境已經有了顯著改善，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問題。隨著我國向社會主義更高階段邁進，人民群眾對食品安全的需求不斷增長，我國的食品安全形勢與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之間還存在一定差距。所有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而食品安全則是實現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基礎。人民法院堅持將保護食品安全作為處理食品安全糾紛的首要價值取向。

其次，應該有效打擊食品領域的違法行為。除了需要發揮行政監管和公益訴訟的作用外，還需要依靠人民群眾的監督。如果對違法行為的追責概率低、違法成本低，就會形成負面激勵，難以有效遏制食品領域的違法行為。支持消費者維權有利于推動市場凈化，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治理格局。

其三，推動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遏制食品領域的違法生產和經營行為有助于建立公平競爭、誠信市場環境，減少無效供給，遏制有害供給，鼓勵有效供給。若不對違反食品安全標準的生產經營行為嚴厲打擊，將無法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真正遵紀守法的經營者也將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惡化商業環境。

第四點，要根本解決“知假買假”問題。人們通常將購買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卻仍然購買并維權的行為稱為“知假買假”。對于是否支持“知假買假”，社會各界存在不同看法。需要認識到，“知假買假”矛盾的核心在于“造假”和“售假”，其根源在于生產經營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食品的違法行為。只有治理了“假”和違法行為，“知假買假”的現象才能自然消失。

支持在生活消費范圍內進行懲罰性賠償請求。

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堅持按客觀標準確定“消費者”范圍，支持消費者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始終把生活消費需要作為支持的范圍。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了，對于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而進行經營的行為，消費者除了可以要求賠償損失外，還有權要求生產者或者經營者支付十倍價款或三倍損失的賠償金。該法規確立了“退一賠十”的懲罰性賠償規則。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規定，如果購買者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提出索賠要求，而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人民法院將不會支持這種抗辯行為。一些人利用上述規定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大量購買食品遠超過生活消費需要，并通過擴大“一”、增加計算懲罰性賠償金的基數來實現高額索賠目的，導致一些生產經營者背負了沉重責任，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等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精神，也引發了關于是否應當支持“知假買假”的爭議。

關于是否支持“知假買假”的爭議主要側重于對原告維權動機的認定。我們發布的典型案例堅持客觀標準，并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消費者提出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這有利于解決爭議、統一規則，創造有利于食品安全保護和促進食品行業健康發展的良好法治環境。

在郭某對某經營部提起的產品責任糾紛案中，原告先后購買了4件白酒，且未超出正常生活消費范疇。而在劉某對某鹿業公司提起的買賣合同糾紛案中，原告購買了鹿胎膏和鹿鞭膏，也未超出正常生活消費范疇。法院在這兩起案件中均以消費者支付的全部價款為計算基數，并支持了原告提出的懲罰性賠償請求。

本起案件中，原告首次購買30盒“黃芪薏米餅干”，符合合理生活消費需要，人民法院據此確定計算懲罰性賠償金的基數。但對于原告明知該產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且超出生活消費需要而加購的部分，人民法院未支持其懲罰性賠償請求。這一案例展現了人民法院在適用“退一賠十”的懲罰性賠償規則時，應當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認定懲罰性賠償金計算基數的裁判規則。

張某在訴上海某生鮮食品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中，連續兩天分別購買了6枚和40枚剛過保質期的熟散裝咸鴨蛋，共進行了46次銀行卡支付并收到了46張購物小票。他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為由，要求按46次交易分別主張每次增加賠償1000元，以達到高額索賠的目的。雖然人民法院并未全部支持張某的訴訟請求，但考慮到其購買行為總計支付價款101.20元且并未超出個人和家庭等的合理生活消費需要，因此最終裁決計算價款十倍懲罰性賠償金，以體現對“消費者”關于懲罰性賠償訴訟請求的支持。

在家庭和個人的日常消費領域，支持消費者提出要求進行懲罰性賠償，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原意。這種做法有助于打擊和制止違法經營行為，貫徹“四個最嚴”要求，維護人民群眾的“舌尖上的安全”。同時，這也能夠避免激勵過度，預防以維權名義進行敲詐勒索等不法行為，避免對正常生產經營秩序造成干擾。

在個人和家庭等消費領域，支持消費者提出懲罰性賠償要求，并非意味著減弱打擊和遏制違法生產經營食品行為的力度。人民法院一直堅持依法嚴厲打擊違法生產經營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行為，特別是制造假冒偽劣、有毒有害和“三無”食品的行為。對于生產有毒有害食品等實質上危害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情況，人民法院應當向行政主管部門移交違法線索，依法追究行政責任；如果生產經營者的行為涉嫌犯罪，人民法院應當將涉嫌犯罪線索移交公安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在辦案過程中，如果發現普遍性、典型性的違法問題，人民法院應當通過信息共享、司法建議等方式與行政主管部門通力合作，形成法治合力，共同營造有利于保護食品安全、維護生產經營秩序的法治環境。

同時發布了一批典型的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案例，并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也正式公開征求社會意見。這兩項舉措旨在解決相同類型的問題，其中典型案例生動具體，司法解釋規范明確，都是從案例中總結而來，目的是為了統一裁判標準，保護食品安全，打擊以維權名義敲詐勒索生產經營者等違法行為，促進良好的商業環境。

最高人民法院將在針對食品領域懲罰性賠償法律適用等問題上，重點開展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推動完善公益訴訟制度，進一步發揮其打擊和遏制市場主體違法行為的作用。二是加強與行政主管部門的溝通協作，暢通溝通渠道并健全協作機制，形成共同懲治食品領域違法行為的合力。三是加強食品安全知識和法律知識的宣傳，提高人民群眾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并發揮廣大人民群眾對違法行為的監督作用。

相關新聞：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典型案例之一，是郭某就某經營部的產品責任糾紛案向法院提起訴訟。

典型案例二是關于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的，具體是劉某起訴某鹿業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典型的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案例三：沙某訴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網絡購買合同糾紛案。

典型案例四：張某因上海某生鮮食品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要求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